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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房子边上

《写在房子边上》是一部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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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不再想事业,唯记得少年情怀。《回望故乡》不思乡,高堂在身旁。恬淡人生静处,写字去我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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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笔会  

2011-08-26 01:39: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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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落地时,我看了一下表,接近晚上11点了。上午从内蒙回京,赶紧订机票,居然趟趟航班客满。好在售票处耐心,一直盯着帮我弄票,总算抢到一张晚上到武汉的机票。其实,去武汉参加澧县作家协会举办的武昌笔会,是好几天前就定好的了,我本该事先买好机票的,只因我对去还是不去颇多犹豫,以至落此不堪。我虽是澧县人,毕竟离开家乡多年;虽好写字,但正儿八经的文学活动极少参加。身份不当,难免多心,所以犹豫再三。后来赞助笔会的同乡毛平先生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到武汉,我才在那一霎下定决心,终于在澧县作家到达武汉的当晚赶到了武汉。

其实,举办这次笔会,我还是作俑者之一。七月的一天,我和毛平在澧县相逢,喝酒的时候,他说介绍几个澧县的本土作家和我认识,我当然表示愿意。他又说起他是澧县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我就问他作协一般都做些什么事情,有不有笔会之类的活动?他说当然有,随即就表态,邀几个有实力的作家去县外搞一次活动,他来赞助。后来,澧县作协主席谭晓春有事找我,我就和他说了毛平的想法,他立即就拿了个去武汉的方案。原先,我和毛平其实是想去凤凰的,晓春提出去武汉,实因澧县作家协会正在举办一个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文学作品征文活动以纪念辛亥革命的关键人物蒋翊武先生——蒋是澧县人。此前,澧县作协已经组织澧县作家去过一次桂林,那是蒋翊武先生遇难的地方;晓春以为,组织作家去武汉,看看当年武昌起义的几个知名旧址,不仅可以增强作家的现场感,还能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表达家乡人对蒋翊武先生的凭吊和崇敬,那么,澧县作协关于纪念蒋翊武先生的活动就算相当圆满了。方案提出之后,毛平很赞同。那时我已经回到北京,知道毛平同意这个方案,还小小地意外了一下:本来是酒桌上的一句言谈,他竟当了真。这也是为什么毛平一给我电话,我就立马下定决心去武汉的原由。

这是一次比较奢华的文学笔会,单是住房,就可见一斑。中南花园酒店,是广州军区准五星级的宾馆,环境优雅,房间温馨,当然花费也就不菲。晓春先生拟定的标准是三星级的酒店,报到毛平那里,毛平说,还是让作家们住好一点吧,改成五星级的比较好。的确,暑天热地,住得舒服一些,与文人的斯文多少相宜一些。巧的是,作家们下榻的酒店,居然离蒋翊武主持的湖北军政府司令部旧址不远。蒋翊武研究专家、湖南文理学院教授周星林先生很为这份缘分感慨:当初订宾馆时,并不知道湖北军政府司令部旧址就在中南花园酒店附近,冥冥中却选了这个地方,算得是武昌给蒋翊武家乡的作家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毛平先生是我认识的澧县人中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商人,书法是他的长项,国学功底更显扎实,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则令一般人无法望其项背。恰好澧县作家协会邀请了澧水流域民俗学者、《常德日报》总编室副主任陈集亮先生为笔会讲座,于是,茶歇饭间、车旅途中,说唱澧州大鼓成为两人你争我夺的舞台,中南花园、楚灶王餐厅、黄鹤楼下、武昌起义纪念馆前,澧州大鼓的澧韵楚调在武昌这个另一座楚地故地悠悠地飘荡……呵呵,作家们真是有幸,一趟武昌行,居然请到两个高明的“打书匠”。

笔会分两部分进行。一是参访武昌起义旧址,二是听取蒋翊武先生生平事略及讨论。

黄鹤楼,这是文学社经常聚会的地方,蒋翊武先生就是在这里提议并通过了文学社《标、营、队代表制度》,以制度的形式将文学社骨干分派到湖北新军“队”以上机构中去,为武昌起义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体系。

红楼,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北军政府所在地,现在是辛亥革命纪念馆。作家们在红楼前合影留念,当“武昌首义总指挥蒋翊武家乡湖南澧县作家参访辛亥革命旧址”的红色条幅展现在游人面前时,我内心充满了作为一个澧县人的自豪。然而,当我知道在这个纪念馆,有关辛亥革命人物排序蒋翊武先生位列第七时,内心则满怀歉疚和不安。一个被孙中山先生盖棺定论为民国“开国元勋”、并被孙中山首肯为武昌起义功劳冠一的人,长期以来得不到与他的历史功绩相符合的评价,他实在沉寂得太久了。作为蒋翊武先生的家乡人,作家们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研究辛亥革命那一段历史,研究蒋翊武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写出有分量的文章,以缅怀这位优秀的澧州人。

参访的最后一站是起义门。这里是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地方。一段古老的城墙,一孔穹形城门,“起义门”三个字在八月的艳阳里熠熠闪光。适值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武汉市正对辛亥革命旧址进行维护,这里也不例外。因为施工阻隔,我们不便登临城头。但1911年10月10日的那个子夜,一个叫熊秉坤的队长(相当于连长),一个文学社社员,他举枪一鸣的豪迈似乎就在我的眼前闪现。城内风声鹤唳,大批军警在抓捕革命党人,但南湖炮台的炮声为什么迟迟没有响起?他再一次抓起蒋翊武亲笔书写的起义命令,仿佛总指挥就站在他的眼前……事不宜迟,必须立即起义!终于,一声枪响,一场伟大的革命行动就这样爆发了。史学界一直有一种争议:蒋翊武和熊秉坤,在那场有些混乱的起义中,究竟谁的作用更重要?斯人已逝,若熊秉坤地下有知,他一定会坚定地回答: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的一切行动,都是按总指挥的命令的做出的。

周星林教授是国内蒋翊武研究方面少有的成绩斐然的学者。他比较系统地向作家们介绍了蒋翊武的生平及主要历史功绩以及国内外蒋翊武研究的状况。对作家们颇有启迪的是他提出的关于蒋翊武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几个想法。比如蒋翊武与辛亥革命的另一重要人物刘复基的关系?蒋翊武的家族背景和成长背景?蒋翊武的婚姻与家庭等等。

我曾经一度查阅资料,想写一篇关于蒋翊武的散文,但总是找不到“点”。这一次武昌之行,走马观花,却一下触发了灵感。如果说去武汉前,我的犹豫不决有所谓身份不当的顾虑外,也与我对作家采风、文人参访之类的活动认识不足大有关系。武昌参访、座谈,改变了我的看法。为文者埋头于故纸堆固然可以获取一些资料,但灵感这个东西,更赖“触动”。参访与座谈,恰恰是触动灵感最好的方式,这恐怕是我参加武昌笔会最大的收获了。当然,因为周星林教授的讲座,因为睹物思人的现场参访,更加激发起我对蒋翊武这个远去的澧州同乡的热爱和崇敬,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澧县作家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出县举办笔会,这是第一次。参加笔会的凡32人,都是活跃在澧县文坛的佼佼者,我忝列其中,错爱有加。但一个“澧”字,是化不开的浓情,品不尽的美酒;而文人相亲,则更是亲上加亲了。幸运哉,我参加了2011年8月的武昌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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